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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半個世紀:世界需要怎樣的“利益相關者” —專訪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德維

正如我們所探究、倡導的那樣,“利益相關者”原則不僅會使員工、社區和社會受益,而且從長遠來看還會給股東帶來利潤。


作者:本刊記者 何子維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0-16

20世紀70年代初,冷戰分裂了世界,越南戰爭分裂了美國,石油危機迫在眉睫,一位德國經濟學教授—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利益相關者理論”,即一家公司應該為其為全社會服務,包括員工、供應商以及公司所屬的社區,而不僅僅為其股東。

這種對社會負責的“利益相關者”概念,在當時非常超前,此後成為了世界經濟論壇(以下簡稱“達沃斯”)的核心DNA。

悠悠五十載,從柏林牆的倒塌到經濟全球化以及難以控制的氣候變化,達沃斯見證了世界的鉅變,幫助避免了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戰爭,促進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之間的交流,見證了標誌着種族隔離制度終結的握手,發起了為7億兒童接種疫苗的聯盟,併為領先的環保主義者提供了平台。

正在達沃斯度過“知天命”之際,全球風雲變化,世界似乎走入一個晦明變化、前景難測的時期。一半是冰山,疫情來襲、貧富差距、貿易爭端、種族歧視、社會不公;一半是火焰,科技企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日益強大、全球人才庫持續擴大。

這是致命的危機,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我們的企業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尋找這個時代需要的企業領導人,我們與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德維(David Aikman)對話,重拾“利益相關者”,重啓一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和更具韌性的未來。


重述“利益相關者”

南風窗:達沃斯是一個致力於推動公私合作的國際組織。在成立的半個世紀裏,達沃斯為世界經濟帶來哪些亮點時刻?

艾德維:達沃斯自成立以來,一直在世界各地搭建經濟的橋樑。

早在20世紀70年代,論壇在瑞士蒙特勒舉辦了首屆阿拉伯-歐洲商業合作研討會,促進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之間的交流。

到了1979年,論壇邀請了中國代表團首次參加了達沃斯研討會,同時,施瓦布教授帶着極大的興趣首次訪華。這是論壇與中國之間建立長久關係的開始,此後,從2007年起,達沃斯論壇在中國舉辦一年一度的“夏季達沃斯”。

達沃斯還成為了G20形成的催化劑。1998年,G20在德國波恩舉行了會議,與會者僅限於財政部長,其討論內容僅限於全球金融。在隨後的幾年裏,施瓦布等人提議將G20會議提升為峯會。2009年,世界各國領導人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會面,宣佈將G20取代G8,成為協調全球經濟政策的主要論壇。

在努力實現改善世界狀況的使命的指引下,達沃斯在塑造企業的做事方式方面發揮着決定性的作用。早在1973年,第一部《達沃斯宣言》發佈,正式提出“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得到認可。如今重提,歷久彌新。

南風窗:在《2020達沃斯宣言》中重新闡述的“利益相關者”概念新願景,與過去有什麼不同?

艾德維:在這份新宣言中,達沃斯制定了一系列道德原則,呼籲企業應該承擔公平繳税的義務,零容忍腐敗,在全球供應鏈中維護人權以及倡導公平競爭的環境,運用自己的能力和資源,與政府及公民社會共同解決未來十年最關鍵的問題,來展現更大的社會責任和影響力。在當今盛行的“平台經濟”裏,尤其有必要。

這麼做的目標是,創造實現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的最佳經濟模式,能夠修復給我們的社會造成創傷的不平等和分裂,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氣候和健康危機。

南風窗:對於企業家而言,要讓他們堅守這些原則,需要哪些新的指標?

艾德維:在2020年達沃斯的年會上,我們成功地為“利益相關者”概念提供了切實的意義,包括協助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追蹤《巴黎協定》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同時討論有關技術和貿易治理的問題。

由於多種競爭的標準、衡量的標準都旨在促進企業的全球公民意識,因此,這一年的年度聚會成為了企業和政府整合其努力並重新思考其目標的獨特機會。為了證明企業正在創造長期價值,它們意識到,有必要報告“非財務標準”,比如,温室氣體排放、多樣性、員工健康和福利以及其他通常被界定為“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標準。

此外,達沃斯還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分別是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和安永合作發起了一項倡議,以確定一套現有的基準水平、與行業無關的指標,其中包括非財務標準的定性和定量衡量。


反思資本主義

南風窗:為什麼選在此刻重新闡述“利益相關者”概念,並且認為必須更新?

艾德維:50年前,達沃斯確立了一個準則—將股東和社會利益相關者放在同一張桌子上。今天,這一共同責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也更加珍貴。

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今天的世界更加複雜,今天的世界變化更加快速,風險與日俱增,更加難以預料。流行病、氣候危機、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和疲軟的經濟形勢對這個星球構成了威脅。

值得提醒的是,這些挑戰都不能僅靠個人解決,也不能孤立解決。相反,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它能夠包容性地增長、充滿社會流動性以及尊重多樣性,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以推動長期制度性變革。因此,為了持續領先,我們認為有必要更新《達沃斯宣言》,我們希望該宣言將幫助政府和企業更好地度過第四次工業革命。

南風窗:隨着反思資本主義的聲浪四起,很多人早已意識到,股東資本主義難以繼續發展下去,但為什麼他們的立場現在才開始有了改變?

艾德維:股東資本主義是將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置於其戰略的核心,而沒有能意識到,環境、客户、員工和社區等那些與企業保持長期關係的方面,其實與股東一樣重要。作為一個組織,我們認為,平等對待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在更長遠的未來,推動股東獲得回報的最佳方式。

短期主義,是人們忽視了股東資本主義的弊端的原因之一。因為,對一些企業來説,短期利潤遠比長期回報更有吸引力。近年來,隨着各種各樣的災難和挑戰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人們逐漸意識到他們應該對舊的體制做些什麼改變了。

南風窗:在過去,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經濟,帶來了哪些後遺症?

艾德維:短期主義決定了人們對擺在眼前的危機更加敏感,但往往對迫在眉睫的風險視而不見。根據達沃斯的全球風險報告顯示,2015年,埃博拉暴發後,人們將“疫情”列為最大的全球風險。然而,到了2016年,這個風險很快就變成了“氣候危機”,因為這是歷史上最熱的一年。

可以説,以“股東資本主義”為主導模式的現代經濟讓人們對即將到來的挑戰毫無準備,比如當前的大流行病—COVID-19。在某種程度上,這場全球健康危機暴露了股東資本主義在社會凝聚力、缺乏平等機會和包容性方面的不可持續性。

南風窗:多年前,達沃斯就判斷全球發生大流行病的風險正在上升,有可能給全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疫情之下,如何應對這種風險,有什麼建議?在疫情的壓力下,對推進“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理念有挑戰嗎?

艾德維:COVID-19已經超越了健康危機的範圍,因為它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們目睹了全球經濟衰退和社會動盪。

為了應對這一流行病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後果,更重要的是,為了提高我們應對這一危機的能力,我們需要重塑世界,形成一個全新的社會契約,以人的尊嚴為重點,打擊種族主義和歧視,並確保社會進步不落後於經濟發展。

關於我們為什麼要呼籲促進“利益相關者”的原因,COVID-19就像是一個試金石—儘管一些項目因供應鏈的封鎖和通道的關閉而推遲了,但這場危機也成功地提醒了人們,如果我們停留在舊的軌道上,將會帶來多大的災難。如果我們轉向基於“利益相關者”的經濟模式,將會帶來多大的回報呢?


新經濟下的基業長青

南風窗:你剛提到當今盛行的“平台經濟”尤其要與《2020達沃斯宣言》中描述的企業目的一致。那麼,“平台經濟”的核心是什麼?平台型公司需要什麼樣的領導者?

艾德維:事實上,“平台經濟”核心和“利益相關者”概念有着相當大的重疊,因為兩者都要求更多的參與者入局,並且將包容性作為其目標之一。

2020年已經過去了六個月,我們經歷了疫情、經濟衰退、多重的自然災害和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然而,這些迫在眉睫的問題和更緊迫的長期挑戰是緊密相關聯的。

在未來10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在未來30年落實《巴黎協議》,以及在未來50年改革我們的全球經濟體系—為了實現達沃斯宣言中設定的目標,企業、政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需要摒棄短期主義,通過合作實現長期利益。

因此,我們期望平台經濟的領導者們放寬眼界,更具有前瞻性。一個多元化和有遠見的領導羣體,可以引導企業進行明智的投資,為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做出貢獻。

南風窗:以平台經濟為代表的企業,是一羣以年輕一代員工為主要推動力量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呈現出哪些不一樣的特質?這些員工對企業提出的新的訴求是什麼?

艾德維:根據我們在2020年年會上的觀察,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在呼籲變革,並認為現有的制度會導致不平等的現象及社區邊緣化。正如全球傑出青年所報告的那樣,如果我們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巴黎協議》,那麼,共鳴、賦權和包容必須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核心,這是為了確保不會把任何人落在後面。

這場全球疫情的暴發,顯示出我們多麼迫切地需要轉變和擺脱過去不可持續的路線,並且應該超越傳統思維,確保新的模式更具有前瞻性。為此,達沃斯2021年年會“世界的復興”將匯聚全球400多個城市中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他們將通過強大的虛擬網絡中心與達沃斯的各界領導進行互動。我們將在這一新的社會契約中,承擔起該有的代際責任,以確保我們不會辜負年輕人的期望。

南風窗:縱觀企業發展史,世界500強的前100強經過不到100年的時間後,能夠依然保持強大地位的企業大約只有20家。這讓我們再次面對企業“基業長青”的問題,而一家企業要實現“基業長青”,企業家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或者説要具備哪些素質,尤其是作為中國企業家,你還有更多的忠告嗎?

艾德維:正如我們所探究、倡導的那樣,“利益相關者”原則不僅會使員工、社區和社會受益,而且從長遠來看還會給股東帶來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説,為了保持長期繁榮,企業需要改變思維方式,從短期思維轉向長期思維,從股東資本主義轉向利益相關者責任,“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必須成為公司和政府問責制的一個衡量部分。

我們的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5G、量子計算、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和新概念不斷湧現。在技術創新的浪潮中,企業家應該挖掘他們的潛力,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如中國有句話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與西方相比,中國政府在中國的商業和經濟管理中,發揮着更為顯著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獨特的經濟模式成功地讓中國公民接受了“利益相關者”概念,因為它也促進了跨部門合作和聯合項目。

此外,作為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中國成為了許多新技術的搖籃。中國企業應該充分利用這一傑出的土壤,發展更加強大的應變能力,從而取得長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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